前言
利瑪竇以一介外來傳教士的身份,完美融入當時中國官場文化,結識眾多頂尖知識份子,憑藉的是他對中國傳統經典的熟識,以及高尚的人格、熱情真誠的交友態度。文字與書寫是人際網絡賴以溝通的橋樑。而他對中國文人藉以抒情達意的書法藝術的體會,也達到相當的高的程度。本展展出利瑪竇交遊圈諸文人書跡,關於他們與利瑪竇交往的詳細史料,已見多位學者有專文論述,而本展人物小傳亦有簡單介紹,於此不作贅述。歷來對利瑪竇的研究遍及各領域,並累積了相當的成果。然對其與當時文人往來間書法活動的研究,似乎還未見有專文討論。本文藉著剖析幾則相關文獻及幾件展出書跡,探討利瑪竇眼中的晚明文人書法世界。
 
一、中國語文學習的自述
    利瑪竇對中國語文的學習,在他的書信中多次談論到。因為傳道的需要,初抵澳門的利瑪竇開始學習中國語文,他在寫給巴都阿德‧富爾納里神父的信中提到他對中國語言特徵的理解,及其學習進度,他說:「一下船…我立刻學習中文,您要知道中國語文較希臘文和德文都難;在發音上有很多同音而義異之字,許多話有近千個意義,除掉無數的發音外,尚有平上去入四聲;在中國人之間,有時還須藉筆寫以表達他們的思想。……不過中國文字的構造實難以形容,除非親眼見、親手去寫,就如我們今天正學習的,真不知從何說起。」在此他第一次提到所看到的中國書法:「他們的書法幾乎等於繪畫。因此他們用刷子(毛筆)寫字,正如我們用它畫畫一樣。」書籍是利氏賴以學習中文的工具,在此他也提到他對中國印刷術與書籍的觀察,「(他們)各科的書籍非常多,他們的印刷技術較我們還早,但不是用字母,而是雕刻在很佳的木板上。因此書有幾頁,便雕幾塊木板,刻書的人技術熟練,他們雕一塊板不比我們排一頁書差,而猶過之。」利瑪竇寫這封信的時間是1583年2月13日,地點是澳門。不到三年後的1585年11月10日,他在肇慶寫信給拿坡里的馬塞利神父,表示「目前我已能說流利的中國話,開始在聖堂裡給教友們講道……我已能讀中國書和寫中國字了。」
   利瑪竇對於中國語言的掌握,在此時已達到說聽讀寫都嫻熟地步了。1593年他在給羅馬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提到:「今年我們都在研究中文,是我唸給目前已去世的石方西神父聽,即《四書》,是一本良好的倫理集成。今天視察員神父要我把《四書》譯為拉丁文,此外再編一本新的《要理問答》。這應當用中文撰寫;我們原有一本,但成績不理想。此外翻譯《四書》必須加寫短短的註釋,以便所言更加清楚。拖天主的幫忙,我已譯妥三本,第四本正在迻譯中。」翻譯是對語言掌握理解的最高階,翻譯儒家經典《四書》尤為難事。對於利氏翻譯事業,我們不排除有中國文人的參與或潤色,然此時利瑪竇的中文造詣當不容質疑。
    對於這位外來的傳教士,當時的文人百姓都對他非常好奇,甚至提出善意的挑戰。而利瑪竇也適時在一些公開場合展現他優異的語文能力,藉此進入知識份子的生活圈中。他曾經在給澳門孟三德神父的信中,提到在南昌的一次得意經驗:「有一天,有幾位高級的文官為我設宴,有一件事使我倍增聲譽,就是我能很快背誦中國字。我與他們打賭,表示我認識很多中國字……,我告訴他們,任意寫多少中國字於一張紙上,彼此不必按一定的程序,只要唸一次,我就可背出它們來,一如所寫的程序一樣。他們就如此照辦了,不按程序寫了許多字,我唸完了一次,就如他們所寫的同樣又背了出來,他們於是都驚奇不止,像是一件大事,而我為使他們更驚奇,我又將它們倒著背誦出來,感覺毫無困難,從最後一個回到第一個字一字不漏。……為此,在文人中,我的聲譽四揚各處,使我無法承受。」利瑪竇在此後的書信中,多次提到「記憶術」在知識份子圈中所引起的迴響,甚至有很多人想拜他為師。凡此種種事蹟,都顯現他的中國語文造詣相當高。
 
二、幾種書法格式的考察
    中國傳統書法格式眾多,各具不同的實用價值、美感意義與書寫難度。以下僅就利瑪竇相關文獻中曾提及的幾類,觀察並剖析其文化意涵。
(一)摺扇:文人社交的道具
自古以來,扇子始終是文人雅士喜用的隨身用具,不但有招風取涼,拂灰去塵的實用功能,更有襯托文人高潔氣質的裝飾作用。謝肇淛(1567-1624)熟悉扇子在書畫創作上的沿革,他說:
 
      昔人書字多用箋素,書於扇者蓋少,故右將軍六角扇,老嫗為之不懌。即
      宋、元人書畫,見便面者不一、二也,今則以扇乞書者多於紙矣。然元以
      前多用團扇,絹素為之,未有摺者。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頭扇,人共笑之。
      國朝使用摺扇,出入懷袖殊便。然漢張敞以便面拊馬,則又似今之摺扇也。
 
晚明時期普遍使用的摺扇,當時人稱其為聚骨扇、摺疊扇、聚頭扇、撒扇。關於其歷史演進,據云:
 
      聞自永樂間,外國入貢始有之。……宋人畫仕女止有團扇,而無摺扇。團
扇製極雅,宜閨閣用之。予少時見金陵曲中,諸妓每出,尚以二團扇,令
侍兒擁於前,今不復有矣。宮中所用,又有以紙絹疊成摺扇,張之如滿月,下有短柄,居扇之半,有機斂之,用牡筍管定,闊僅寸許,長尺餘。宮娃及內臣,以囊盛而佩之。意東坡所見者此耳。今吳中摺扇,凡紫檀象牙烏木者,俱目為俗製,惟以棕竹毛竹為之者稱懷袖雅物,其面重金亦不足貴,惟骨為時所尚。往時名手,有馬勛、馬福、劉永暉之屬,其值數銖。近年則有沈少樓、柳玉臺,價遂至一金,而蔣蘇臺同時,尤稱絕技,一柄至直三四金,冶兒爭購,如大古董,然亦扇妖也。
 
在扇子上書寫的風氣由來甚早,古人多稱「便面」。王羲之在蕺山為賣六角扇婦人作字,乃為眾人所熟知的故事。宋代文人亦喜書扇,以圓形團扇為主,南宋諸帝及皇室有相當數量的團扇書法傳世。明代書扇的承襲古老傳統,但所作書扇以半圓形附扇骨的摺扇為主流。摺扇又名「聚頭扇」,據說最早是在宋代由朝鮮傳入。當時已有人在摺扇上寫字作畫,但仍以實用為主。明初永樂年間,曾經大量自朝鮮進口摺扇,宣德年間已有摺扇畫傳世。在摺扇上創作的風氣,一直要到成化年間才普及興起。目前所見較早的書扇形式,包括文徵明、王寵、祝允明等人的作品。為了收藏與欣賞的考量,大部分的摺扇被除去扇骨,被重新裝裱成「扇面」的平面形式。
摺扇的材質也是值得注意的。直到晚明,摺扇形式與材質的發展大致已確定,據載:
 
      古人多用羽毛之屬為扇,故扇字從羽。漢時乘輿用雉尾扇,周昭王時聚鵲
      翅為扇,諸葛武侯、王猛皆執白羽扇,庾翼上晉武帝毛扇。今世輒以毛扇
      為賤品,上自宮禁,下至士庶,惟吳、蜀二種扇最盛行。蜀扇每歳進御、
      饋遺不下百餘萬,上及中宮所用,每柄率值黃金一兩,下者數銖而已。吳
      中泥金最宜書畫,不脛而走四方,差與蜀箑埒矣。大內歳時每發千餘,令
      中書官書詩以賜宮人者,皆吳扇也。
 
誠如沈德符(1578-1642)、謝肇淛所見,當時高超的扇骨製造名手,其所製往往引起搶購熱潮,其值如金,儼然是一種貴族上層社會的奢侈品。若有書壇名家作字於其上,其值之高當可想見。而吳門所產之泥金扇面質量俱佳,對當時書家的創作格式產生決定性的影響。
    扇面作為書法創作的媒材載體,其書寫的困難處在於章法的應用。扇面的章法特徵,因其中間一行筆直,愈向左右兩邊延伸,其斜度愈大,離中心點愈遠,其圓週也愈大。因此書寫者在有限的空間內,為不使書法扭曲變形,雙數行的字數勢必少於單數行。書寫者不能讓某些字偏安一隅,也不能讓某些字過度膨脹,因此扇面章法安排的難度要高於手卷與條幅。其次,扇面的摺痕所產生的起伏非常難以駕馭,且扇面紙張多半較為光潔不吸墨,難有飛白、漲墨的表現效果。因此,扇面的書寫難度極高,非一般俗手可為。清人阮葵生(1727---1789)觀察明人書扇所使用的材質,他說:「明人尚金扇,即上方賜予,亦皆金面。」目前傳世晚明扇面大都為為金面,符合阮葵生所記載。
關於利瑪竇所見摺扇的經驗,有一重要文獻必須拈出一談:李贄與利瑪竇在南京、濟寧分別見過三次面。李贄在萬曆二十七年(1599)曾經送給利瑪竇兩把書扇,內容是李贄自己的詩。目前僅在《焚書》卷六中記載其中一首,詩題為〈贈利西泰〉,詩曰:「逍遙下北溟,迤邐向南征,剎利標名姓,仙山紀水程。回頭十萬里,舉目九重城,觀國之光未?中天日正明。」
利瑪竇所處晚明時空,在所有書法格式中,摺扇乃最能用來作為應酬交際的贈品。得贈者並不需要另行裱褙,且以其易於攜帶的實用功能,持有者可以拿名家書扇炫燿於人前,自書者亦可表明自己的書法與文學造詣。因此,摺扇在當時是非常受文人喜愛的社交道具。利瑪竇來到中國,積極探索中國文化核心,並與當時文人交往密切。據稱利瑪竇亦擅長書寫扇面,「恆以其國書為人書便面,精熟自喜,若擅長者。程君房氏刻於《墨苑》,蓋以罕見賞歟。其徒李瑪諾、羅儒望,皆以其書行。」利瑪竇寫於扇面上的並非中國書法,而是其母語義大利文,根據《程氏墨苑》中所見利氏此類「書法」,其使用的書寫工具為「羽筆」。這種以拉丁文拼寫漢字的異國字體,想必相當受到當時知識份子的喜愛,利瑪竇或能以此作為傳教的媒介,因此也樂意為之並達到精熟的地步。他的朋友李瑪諾、羅儒望神父亦學習他這項技能,似乎也能算是此一「特異書風」的追隨者。
 
(二)尺牘:人際網絡的開展
    對我國古代文人來講,有兩種文體是最為普及,幾乎所有人都能寫,一種是詩,另一為尺牘。詩是表達情意不可或缺的體裁,即便是附庸風雅之輩亦樂意為之。然而尺牘卻是報信傳達的基本工具,上至王公貴族,下至市井小民都必須藉由尺牘來傳遞消息。尺牘又名赤牘,也就是書信,在紙張尚未發明前,人們以木板、竹簡書寫因之得名。中國尺牘寫作有相當長久的歷史,宋代的蘇東坡、黃庭堅更將尺牘的文學藝術價值推展到極致,但晚明尺牘小品的發展,卻是文學藝術史上的一個新高峰。

    論尺牘的功能性,馮夢禎說:「原夫尺牘之為道,敘情最真而致用甚博。本無師匠,瑩自心神;語不費飾,片辭可寶;亦不涉泛,千言足述。」書信往返的內容是追尋文人交遊生活的絕佳史料。卜正民研究晚明書信傳遞現象,認為此時發生的兩件事改變了書信往來的內容和形式。一是名人將他們的書信出版,作為交流新的思想觀點的手段;二是商業性郵政服務的出現。晚明是書信倍受重視的年代,專門的名家尺牘本開始出現。就文學性而言,晚明尺牘文學亦發展至一定的高度,具有相當顯著的時代特性,成為晚明小品文選競相收錄的重點核心。就尺牘的書法或文學性而言,晚明是個名家林立、妙品迭出的時代。
晚明是帖學大興的時代,加以刻帖之風盛行,法帖成為學習書法的重要媒介。加以科舉取士強調書寫的功力,因此一般文人即使不是書法名家,也都有相當高的書法水平。以實用性來看,尺牘乃最普遍的一種書法形式,對書法創作的影響十分深遠且無比巨大。自晉唐以降至元明清,尺牘一直是帖學的主流形式,晉唐傳世書跡大都以「帖」為名(例如:《快雪時晴帖》、《伯遠帖》、《平復帖》),此「帖」的形式也就是尺牘。

晚明尺牘大都以行書書寫,兼顧美觀與易識的特性。書寫尺牘但求達意,不以傳世為目的,其書寫心態不似寫碑版、掛軸、扇面等正式作品一般拘謹慎重。書寫形式不做刻意安排,寫來隨性適意,方寸之間蘊含了獨特的個性魅力,是最具實用性,最能表現己意的書法形式。

利瑪竇以外國人的視角,多次提到所見書寫現象,特別是對尺牘文化的觀察與解釋。利瑪竇觀察當時官場交儀中的書寫活動,特別是寫信風氣。他說「書面語言和日常談話中所用的語言差別很大。」當時的人很喜歡寫信,「有時候是甚至住在同一城市而且很近的朋友,也是書信往返,而不見面談話。」利瑪竇認為,中國文人「一直把絕大的注意力放在書面語的發展上。」「他們的辯才也只見於寫作而不是口語。」晚明文人重視書寫的風氣,讓利瑪竇深刻感受到,「書法這種藝術,在中國比在歐洲更為人重視。」    

 

(三)冊頁:文人交誼的紀念

    冊頁與手卷是書畫中非常傳統的形式。晚明時期常見有多人合作贈與一人的的情形,以表眾人對其思慕景仰之意。何創時基金會藏有徐光啟二作,一為〈題贈周古璧手卷〉,一為〈題琴鶴高風圖冊〉,正是多人書法合作的形式。前者提贈書畫園林家周古璧,後者題贈某致仕官員。

    利瑪竇在《交友論》中曾說:「友之與我,雖有二身,二身之內,其心一也。」他熟悉中國古代經典,也知道朋友乃五倫之一。《交友論》是利瑪竇在萬曆二十三年(1595),應江西建安王之請,譯輯西方交友格言而成。利瑪竇回憶他與建安王、樂安王的交誼,說道:「南昌的兩位王爺待我非常客氣,請我到王府吃飯,人人都以為這是莫大的光榮。……樂安王在他的客廳中接見我,我穿禮服去,他則頭戴王冠,身穿王袍。後送我幾塊綢緞,派人送我到寓所,又送一冊訪問簿,上繪我們兩人交談的情形;內以嚴肅的口吻,以勁秀的書法記載我們的談話和我的許多事,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地器重我;我為了回報他,也撰寫了一個冊子,內有一些用中文寫出的歐洲倫理格言。」在這樣的場合,書法是不可或缺的要角。值得注意的是,利瑪竇書寫的歐洲倫理格言,除了文字是他翻譯之外,書法也是親自書寫。這個記載與前述書寫摺扇的例子,都證明了利氏具有操作毛筆的能力,且能以書法作品作為社交場域的一種紀念餽贈(gift)。

    

三、書畫文獻中所見利瑪竇記載

 所見書畫文獻中,偶有幾則關於利瑪竇的記載,亦可略窺當時文人眼中的利瑪竇形象。

 明代製紙工業與技術,在商品經濟的催發下,有著長足的進步。沈德符描述利瑪竇所引進的西方紙品,云:「近日利西泰攜其國書籍來,質理堅瑩,云是敝布所作,亦奇。」所謂「敝布所作,亦奇」,當然不是晚明書畫家所常見到的紙品,很可能並不適合書寫與作畫。利氏對此曾有論及,在此一併討論。他在書信中曾提到從西方帶來的一些奇物,包括三菱鏡、聖母抱耶穌油畫像,以致於常有人到他們的會院參觀。「此外,我們金邊精裝的書籍也引起他們的羨慕,認為我們的確來自文明的國家。在我們會院所看見的,為他們產生了難以明白的問題,他們好像有些茅盾,為什麼我們不是從中國書籍中得到這些學問?他們不問別的,只問是誰裝訂了這些書?因為見外表這樣漂亮,也不得承認在其中也一定有些好東西。」

關於晚明書籍中所見西方圖像,很值得一提的是程君房在其所印製的《程氏墨苑》中,商請利瑪竇與董其昌(1555-1636)、申時行(1535---1614)等名士撰寫序文,並刻入利瑪竇所攜來中國的四幅《聖跡圖》、《聖經故事》,這在晚明人眼中看來,無疑是非常新鮮有趣的外來文化。姜紹書記載當時所見聖母像,贊曰:「利瑪竇攜來西域天主像,乃女人抱一嬰兒,眉目衣紋,如明鏡涵影,踽踽欲動,其端嚴娟秀,中國畫工無由措手。」汪砢玉亦言:「大西洋利瑪竇所攜諸畫像,俱蠟地重色者。人物儼映冰壺間,是六法別傳異脈。」
就某種程度來講,圖像在天主教的傳教策略中,的確要比文字來得深刻有效。正如當時文人邵輔忠在《天學說》所言:「天主教不以言明人,而第以其像明人,使學者觀像而心悟之。」
    
結論

  關於利瑪竇與書法活動的相關文獻,目前可見者極少且零散。做為一位歷史人物,書法並非其功業之重心。作為整個晚明大時代的藝術觀照,利瑪竇所見周邊人物的書法,在風格與影響上並非一時之最精者。然而作為客觀的歷史事實與特殊現象,他從一個外國人的文化與生活視角做觀察,其觀點自是獨到敏銳並有可借鑑之處。本文嘗試從一個特別的個案作多重視角的分析,來闡述一位西方傳教士眼中的中國書法。利瑪竇親筆所作的繪畫有幸流傳在世,而今卻無法見其親筆漢字書法。單從文獻的記載固然有其盲點與不足,然而從利瑪竇交遊圈文人書跡中,我們可以說,我們看到的就是利瑪竇當年所看到的一部份。當中再現的視覺記憶,自有其無法取代的真實性與親切感。書法在古代始終是最生活化的藝術,透過欣賞這些親身與利瑪竇來往的士人的書跡,或能讓人想見利氏當時所感知的中國書法情境與文化意涵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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